抗日戰爭勝利后,張聞天要求到東北做地方工作,從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五○年十二月的四年多時間里,先后擔任牡丹江地區中共中央北滿分局代表、合江省委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部長、東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遼東省委書記等職務。在東北工作的艱苦歲月里,張聞天不僅在根據地的剿匪、建軍、建政、建黨、土改和經濟建設等方面有重要建樹,而且還提出或參與提出過有關東北全局基本方針的建議。東北全境解放前夕,他又及時、系統地闡明黨的工作重點要由農村向城市轉變,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等等。張聞天在東北工作期間闡述的理論見解和政策主張,對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和推進東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參與提出和貫徹執行東北工作基本方針

　　在決定中國命運的斗爭中，東北是國共兩黨必爭的戰略要地。一九四五年四月黨的七大就明確提出爭取東北的戰略任務。蘇聯出兵東北,又為我黨奪取東北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日本投降后,中央立即派出包括二十名中央委員和四名政治局委員在內的大批高級領導干部,率領從延安和華北、華東抽調的兩萬干部、十萬大軍挺進東北。但是,得到美國大力幫助的國民黨,當時在軍事裝備和交通運輸上都占有絕對優勢。張聞天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由延安抵達沈陽。當時國民黨先頭部隊已占領山海關到錦州一線,并積極準備北犯。而我開赴東北的主力部隊大多還在行軍途中,剛到的部隊也尚未得到休整,加之缺乏群眾基礎,沒有根據地作依托,我軍一時難以集中兵力作戰。蘇聯又依據同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條約,要把東北的重要城市和長春鐵路干線移交給國民黨政府。我進入東北初期收編加委的不少土匪和地主武裝,則策應國民黨的進攻而紛紛叛變,一時間東北的許多縣城又被敵偽殘余勢力所占據。面對急劇變化的形勢和復雜斗爭的局面,如何把中央奪取東北的戰略決策和東北的實際相結合,適時地提出正確的東北工作方針,使我們在東北立住腳跟,逐步壯大力量,奪取全局的優勢,這是擺在東北全黨面前亟待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由陳云主持,張聞天參與起草了《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并以陳云、高崗、洛甫(張聞天)的名義電報東北局和中央。電報分析了蘇聯在東北的基本政策和美蔣勾結與我必爭東北的基本形勢后指出,通過獨占沈陽、長春、哈爾濱三大城市及長春鐵路干線以獨占東北,“這種可能性現在是沒有的”;提出東北工作的基本方針應是,集中必要的武裝力量,給國民黨部隊以可能的打擊,爭取時間,并迅速將其他武裝力量及干部分散到廣大鄉村與中小城市,放手發動群眾,肅清漢奸土匪,擴大部隊,改造政權,建立根據地。在同國民黨的長期斗爭中,逐步奪取全東北的優勢。十二月九日,中央對陳、高、洛所提東北工作的方針表示“完全同意”。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對東北工作方針作出了更加明確、系統的闡明,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和東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張聞天由哈爾濱取道牡丹江赴合江。十三日由牡丹江出發,行至林口,遇土匪作亂。經請示北滿分局同意,張聞天暫不去佳木斯,而折回牡丹江,作為牡丹江地區北滿分局代表,在寧安縣發動群眾,創建根據地,指導牡丹江地區工作。一九四六年五月,牡丹江到佳木斯的鐵路線打通,張聞天到達佳木斯主持合江省委工作,直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合江位于東北邊陲,原來設想,一旦哈爾濱被迫放棄,我將在這里建立以佳木斯為中心的北滿根據地,作為支持解放東北的總后方。張聞天在牡丹江特別是在合江的工作,就是以此為指導思想,落實黨中央建立東北根據地指示的。

　　張聞天到達合江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貫徹中央的東北工作方針。他高瞻遠矚,胸懷寬廣,和原省工委同志一道總結前段工作,肯定成績,檢查失誤,并于六月二十日在省委第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了總結發言。指出前一段省工委做了大量工作,初步建立了省縣兩級政權,恢復和發展了生產,建立了武裝,剿匪斗爭成績很大,為合江省的工作發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但由于主客觀原因,工作上也有錯誤,主要是沒有放手發動群眾,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這次會議端正了指導思想,統一了認識,提出了“一個中心(發動群眾)、三項任務(剿匪、生產、支前)”的工作部署,使合江根據地的建設在更加堅實的基礎上向前發展。

堅持正確的土改路線

　　根據地的建設,關鍵是發動群眾。張聞天十分強調發動群眾的重要性。他多次指出,合江的大事,東北的大事,就是要使群眾覺悟起來,為自己的土地、牛羊而斗爭。誰能做到這一點,誰就能得天下。不發動群眾,我們已經建立起來的政權,也只是-個“流亡政府”。沒有群眾基礎是很危險的,甚至會死無葬身之地。

發動群眾的中心環節是解決群眾迫切要求的土地問題。

　　抗日戰爭結束后,我黨繼續執行減租減息政策,只對日偽土地采取沒收辦法。一九四六年的“五四指示”改變了這一政策,實行沒收地主階級土地的政策。張聞天根據東北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執行這些政策,取得了顯著效果。

　　東北北部土地問題中的一個特殊現象,是存在大量所謂滿拓地、開拓地。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強行掠奪的土地,屬于敵偽財產,按政策應予沒收。問題在于沒收以后歸誰所有。敵偽這些滿拓地、開拓地中,不少是從地主手中奪取的。許多地主在土地被奪后成了土地經理人,繼續進行租佃剝削。日本投降后,他們提出“物歸原主”的口號,企圖恢復土地占有權。按照當時規定,對于一般地主只采取減租減息政策,但是張聞天依據抗戰勝利后國內階級關系發生的根本變化,從東北的土地關系和階級狀況的實際出發,著眼于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的大局,主張將滿拓地、開拓地不是發還給地主,而是“分配給無地與少地的農民,變為他們的私產”,使農民從得到的實際利益中,提高認識,跟著黨走,反對國民黨的進攻(參見《張聞天選集》第三四九頁)。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月寧安縣和牡丹江市臨時參議會相繼通過張聞天起草的《分配敵偽土地大綱》。三月二十日,東北局《關于處理日偽土地的指示》對此作出了正式規定。四月,延安新華總社將寧安分配滿拓地、開拓地，發動群眾的經驗,播發全國解放區。

　　張聞天到達佳木斯,恰逢中央“五四指示”發布之后。從一九四六年六月開始到一九四八年上半年結束,歷時二年,張聞天始終把指導土改作為中心任務。他集中精力,親自蹲點,從發動群眾反奸反霸,煮“夾生飯”,到平分土地,組織大生產運動的整個過程中,根據斗爭發展的具體情況,及時反對“左”右傾向,正確執行土改的階級路線,一直比較穩妥地掌握住政策,正確指導著運動。

　　土地改革是推翻地主階級幾千年統治的大革命,它必然遇到地主階級的反抗。東北的地主階級,在抗戰勝利初期,利用他們掌握的地主和土匪武裝,配合國民黨的進攻,妄圖使我不能立足東北。在土改開始后,他們又改變斗爭策略,收買干部和積極分子,搞假農會、假斗爭、假分地。當時派下去的土改干部少,不能面上鋪開,加上有些干部缺乏經驗,急于求成,致使土改搞得不徹底,甚至走了過場,人們形象地稱之為“夾生飯”。張聞天首先發現“夾生飯”問題,并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初在東北局副書記陳云赴南滿前到合江等地巡視工作時,向他談了上述情況和深入開展土地斗爭的意見。不久,東北局發出《關于解決土改運動中“半生不熟”問題的批示》,要求對東北普遍存在的土改“半生不熟”問題,認真及時解決。

　　為了徹底打垮地主階級,張聞天多次親臨樺川,指導斗爭,總結煮熟“夾生飯”的經驗。他強調,真正把群眾發動起來,純潔積極分子隊伍,徹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農村階級斗爭的中心內容”,是煮熟“夾生飯”的關鍵,也是建立根據地的基本問題。與此同時,為了有利于分化地主階級,集中力量打擊惡霸地主,張聞天從合江的實際出發,對小地主采取區別對待的政策,即政治上斗爭,經濟上實行減租。這是由于合江“真正的小地主數量不多,作用也不大”,“一減租它就垮臺”,同樣可以達到消滅地主階級的目的。在張聞天領導下,合江及時解決了“夾生飯”問題,土改搞得比較徹底。

　　在克服右的偏向的同時,張聞天以同樣的堅定性反對“左”的偏向。其中最主要的是打擊中農問題。早在反奸清算運動階段,當群眾初步發動起來之后,有些地方就已經出現不同程度的忽視團結中農的現象。諸如斗爭果實只分給貧雇農,排斥中農參加農會的會議,甚至把有劣跡的中農當作斗爭打擊對象,等等。針對這種傾向,張聞天明確指出,貧雇農是土改的依靠力量,但必須和中農結成鞏固的聯盟,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大多數,形成浩浩蕩蕩的反封建革命大軍,才能打倒地主階級,勝利完成土改任務。他規定,在經濟上,對中農實行“只進不出”的原則。一般不動富裕中農多余的土地；斗爭果實也適當分給中農一部分；佃中農和貧農一樣分到應得的土地等。政治上,對有過劣跡的中農(如日偽時期當過屯長、牌長及狗腿之類)進行說理批判,經濟上不清算。凡討論全屯劃階級、定成份、分土地、分斗爭果實等重大事項,都要聽取中農意見,不能只是貧雇農說了算。在保證貧雇農占優勢的條件下,規定區村政權領導成員的中農代表不得少于四分之一,等等。這一系列具體政策和措施,合江規定得比較早,執行得也比較認真。

　　一九四七年冬,土改出現了平分土地的高潮。在高潮中,東北有些地方片面理解滿足貧雇農要求的口號,搞起了“掃堂子”,擴大了打擊面,使一些中農特別是富裕中農被當作地主富農斗爭。當時“掃堂子”風在東北一些地方刮得比較厲害,以致影響到合江的一些干部也責問省委為何不搞“掃堂子,甚至懷疑省委右傾,個別地方也有自行動手搞的。張聞天經過實地調查后斷然宣布:“掃堂子”是“左”的東西,不能搞。它搞亂了階級陣線,破壞了黨的政策,嚴重侵犯了中農利益,必須堅決制止。并指示《合江日報》編輯部不要轉載《東北日報》有關“掃堂子”的報道。

　　在反對“左”的偏向過程中,要解決一個將放手發動群眾同執行政策對立起來的認識問題。張聞天認為,強調放手發動群眾,深入土地斗爭是必要的。但是,放手發動群眾,不是不要政策,而是應該用黨的政策去發動群眾。放手發動群眾而不要黨的政策,是一種遷就群眾暫時利益的自發傾向。由于小生產者的平均主義思想的支配,不注意勞動致富和封建剝削的原則區別,而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遠的生產發展,往往容易把富裕中農當作富農去對待,把富農當作地主去斗爭。如果離開黨的政策而讓群眾任意行動,勢必搞亂階級陣線,嚴重脫離群眾,甚至使土改斗爭遭受失敗。他根據合江的實踐經驗提出,在放手發動群眾中,不解決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政策便成為空洞的條文,不符合群眾的眼前利益；“階級覺悟只有與物質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成為不可抗拒的力量?！钡唤鉀Q群眾的切身利益,遷就群眾的自發傾向,不以黨的政策去指導群眾運動的方向,是庸俗的經濟主義,不符合群眾的長遠利益。

　　合江土改,群眾發動充分,政策掌握比較穩妥,極大地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它的成功經驗,得到中央和東北局的肯定和贊揚。一九四八年三月東北局在《關于平分土地運動的基本總結》的文件中,在分析平分土地運動中各地發生的錯誤偏向以后指出:“有些地區則掌握政策較穩,如合江省即是這樣一個例子?！?/p>

　　當然,土改是農村的一次大變革。在這樣大規模的革命風暴中,不能想象不會出現一些缺點和問題。應該說,合江多數地區曾以抗戰勝利前七年的經濟狀況,作為劃定階級成份的年限,因而擴大了打擊面,這是主要缺點。由于各地土改工作團政策水平不平衡,有些地方也有包辦代替等現象。在張聞天領導下的合江省委及時糾正了上述缺點,按照中央規定的政策重新劃定階級,經濟上也給錯劃者以適當補償。這樣,土改后全省的農業大生產運動就蓬勃展開了。          

　　在實行土地改革、建設東北戰略后方的斗爭中,張聞天還提出了一系列正確對待民族工商業的具體方針政策,對建成鞏固的合江根據地起了重要作用。

　　張聞天經過調查研究,肯定了合江和東北同樣存在著民族資本,批評了“東北只有敵偽資本”的錯誤看法,并在政策上作出了明確規定:對漢奸、特務的大、中配給店與加工業主,進行政治清算,沒收其財產;不屬漢奸、特務的中等配給店主,酌量實行經濟清算,保留其正當工商業;漢奸、特務的小配給店主,除經濟清算同一般中等配給店主外,還要進行政治清算;一般小配給店主,免于清算;正當中、小工商業資本家一律保護(參見張聞天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為合江省委起草的《佳木斯市反奸清算處理辦法》)。張聞天提出的城市反奸清算原則和具體政策,正確解決了東北城鎮工商業的特有矛盾,妥善處理了群眾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防止了“左”右偏向。

　　反奸清算基本目的達到之后,張聞天則要求把注意力放在恢復和發展私人工商業上面,指明它是改善人民經濟生活、建立鞏固根據地、支持長期戰爭的一項必不可少的重要任務。他大膽提出“大量的吸收私人資本”,及時總結實行勞資分紅制、活躍市場、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實踐經驗。他為合江省委起草的《發展工商業的若干政策問題》,對保護和發展私人工商業的一些主要政策,作出了明確規定。例如:扶植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企業特別是私營工業企業的恢復和發展;公私合營企業的私方代表“應有職有權”,發揮他們的管理技能;鼓勵和允許糧食與其他農副產品自由貿易;以價格和稅收政策調節市場,逐步縮小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促進城鄉商品交流和發展,以及對私人資本的消極作用進行必要的斗爭,等等。在中央“五四指示”下達僅半年,張聞天就在上述文件中,對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的關系、貿易政策、物價政策、工業政策、工資政策、稅收政策等作出了正確的系統規定。這些,無疑充實和豐富了中央保護工商業的總原則。就現在所見到的材料,這個文件是我黨歷史上最早系統總結保護和發展民族工商業政策的一份歷史文獻。

　　一九四七年冬的土改高潮中,東北不少地方出現了破壞私人工商業的偏向,在充分滿足貧雇農要求的口號下，為了更多地挖浮財,讓農民紛紛進城沒收地主、富農兼營的工商業。這股風影響到合江,佳木斯市郊農村甚至邊遠縣的農民也趕著大車進城挖浮財。面對這種緊急情況,張聞天從理論上講明民主革命的性質和任務,強調土改是消滅封建剝削制度,不應超越民主革命階段去消滅資本主義,并堅決制止這種錯誤行動。合江又一次頂住了侵犯私人工商業的浪潮。省委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發布的《在平分土地運動中保護工商業》的指示,得到中央的肯定。同月三十一日,中央指出:“合江省這一指示,經修改后,可適用于整個東北各地?！?/p>

　　以張聞天為書記的合江省委,經過兩年的實踐,依靠廣大干部和群眾的共同努力,實現了農村的偉大革命,城鎮工商業一派欣欣向榮。合江從農村到城市出現了嶄新的面貌,從一個政治混亂、土匪猖獗、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的地區,變成了東北鞏固的戰略后方,有力地支援了東北解放戰爭。

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

　　一九四八年五月，張聞天調任東北局常委、組織部長。當時，全國解放戰爭處于反攻階段，東北全境即將解放。老區半老區的土改基本完成。在新的條件下進行經濟建設的時期已經到來。為了適應新形勢的發展要求，一九四八年八月，東北局召開了城市工作會議，并委托張聞天作會議總結報告。會后，他以報告為基礎，寫成了《關于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分析了東北解放后五種經濟成分的性質、相互關系和發展趨勢,闡明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方針和基本政策。張聞天有關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的發揮和闡述,對于新中國的經濟發展道路具有深遠的意義。

　　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向城市轉變的問題,是毛澤東首先提出的。張聞天結合東北實際貫徹執行,并在理論上有所發揮和發展。東北解放較早,先于全國遇到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張聞天適時地、系統地從理論上闡述黨的工作重點由農村向城市轉變的必要性。他指出,過去東北黨的工作重點在農村,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在農村積蓄力量,進而奪取城市,解放全東北,是完全正確的?！安幌劝艳r村搞好,就不會有城市”?，F在,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東北的政權和城市即將為人民所有,黨的工作重點需要及時由農村向城市轉移。他說,這是由于東北解放后,進入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時期,城市在經濟建設中起著主導作用。城市“代表更高的生產力,代表工業、技術、科學與文化”,成了經濟、政治、文化與科技的中心。以城市先進的工業去幫助落后的農業,反映了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為了繁榮城鄉經濟,鞏固工農聯盟,必須發揮城市的力量,加強對農村的支援,努力滿足土改后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農民對工業品與科技的需要,以達到城鄉經濟的共同發展。東北處于全國解放戰爭的大后方,僅靠農業小生產經濟是不夠的,它需要以城市工業對全國解放戰爭的充分支持。同時,張聞天還指出,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城市,不能丟掉農村,而應該城鄉兼顧,使工業和農業共同發展。

　　總之,城市的地位和作用決定了“它應該而且有資格領導鄉村”。黨的工作重點應適應新的形勢,從指導思想、工作內容到領導方法、領導作風都需要及時從農村向城市轉變。在黨的工作重點轉向城市的歷史新時期,經濟建設成為東北解放后的主要任務。為了探索新民主主義經濟的規律,張聞天富有創見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

　　首先,張聞天分析了東北解放后由五種經濟成分所構成,即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小商品經濟。早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八日,張聞天在東北局召開的各縣委組織部長和宣傳部長聯席會議的報告中,就把新民主主義經濟形式,規定為以上幾種。本來,關于新民主主義經濟構成問題,早為黨中央所關注。中央的有關提法有一個發展過程。毛澤東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曾指出:“新中國的經濟構成是:(1)國菅經濟,這是領導的成分;(2)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3)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資本經濟。這些,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全部國民經濟?！睆埪勌礻P于五種經濟成分的規定,使得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更加具體、更加深入。后來,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毛澤東就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由五種經濟成分所構成,把這個問題講得更加完善了。

　　張聞天深入調查研究,正確分析中國經濟狀況而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構成,為黨制定新中國的經濟路線和政策,提供了科學依據。

　　第二,以國營經濟為領導,多種經濟協調發展,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總政策。在一九四八年八月東北局城工會議上,張聞天深刻闡明了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指出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居于國民經濟的領導地位,是和私人資本主義進行競爭,反對投機操縱的最有力武器,影響與決定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進程和社會主義方向,也是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基本保證?！叭魏伟鸦謴团c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放在國民經濟第一位的觀點,都是錯誤的”。但是,國菅經濟必須切實改變不少單位管理很差,“以至經常賠本”的狀況,否則難以發揮它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支柱作用。與此同時,張聞天也明確指出,在國營經濟為主體的前提下,不是束縛而是促進“多種成分普遍發展”。否認其他經濟成分的存在和發展及其不可替代的有益的補充作用,企圖過早地消滅多種經濟成分,也是錯誤的。這是由于現實生產力的水平還很低,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掌握的物質技術基礎還不發達,國營經濟更不可能去囊括社會經濟的一切領域,需要其他經濟成分在各自的適應范圍內“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從而把全社會的經濟力量都充分組織起來,構成一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有機整體,按照客觀經濟規律協調發展。

　　第三,“先供銷合作然后生產合作”,是發展農業生產的基本途徑。農民小商品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對于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政權的鞏固,關系重大。張聞天認為,把農民小生產者組織在農業生產互助組,實行自愿互利原則,對于提高生產力,增加農民收入是有利的。但是,只有生產合作,而沒有供銷合作,則缺乏一條把農民小生產者與國營經濟聯系的“紐帶”。農民小商品經濟是依賴于市場的。農民迫切希望國營經濟供給廉價的工業品,又以公道的價格收買他們多余的農副產品,免除私商的中間剝削。為了適應和發展農民小商品經濟的需要,張聞天提出建立以個體私有制為基礎的集體經濟組織――供銷合作社,作為農民自愿結合的群眾性的經濟獨立組織。國家應從資金、稅收、貨源等多方面給以必要的幫助和支援,把供銷合作社經濟當作國營經濟可靠的同盟軍。

　　供銷合作社實行獨立核算,自籌資金,自負盈虧。社員自愿入股,按股分紅。在盈利分紅問題上,有過激烈爭論。反對實行贏利分紅的意見認為,這樣做會把供銷合作社變成錢多的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資本主義的“合股商店”。張聞天則認為,供銷合作社在為群眾服務的方針下所取得的利潤,同私人資本家的剝削有根本區別。它是既有利于國家,又有利于群眾的合理的利潤。利潤中的一部分作為公共積累,擴大合作社的業務和規模,經營文化衛生等社會集體事業。隨著公共積累的增多,既可以為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準備必要的物質條件,又可以利用資金購買新農具,開發新技術,促進農業生產的不斷發展,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利潤的另一部分,實行按股分紅。依據社員群眾的實際覺悟水平,開始分紅可適當多些,以吸引更多的農戶入社入股。隨后公積金可適當多些。多入股的多分紅,但同樣只有一票的權利。因此,不必擔心錢多的少數人會奪取供銷合作社的領導權。只要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實行正確的方針,供銷合作社就可以越辦越好?？梢?實行贏利分紅,能夠不斷發展農業生產,不斷提高農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使大家共同富裕起來,說明這個原則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而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張聞天的上述正確意見,得到毛澤東的明確支持。

　　張聞天這種主張把供銷合作社與發展商品生產與社員經濟利益直接相聯系,逐步地、穩妥地引導農民共同富裕,走向社會主義的政策原則,是運用經濟規律來領導經濟,可以避免行政強制、急于求成的作法。因此,他把組織供銷合作社放在發展農業生產的戰略地位,看作黨在農村中的頭等大事。主張供銷合作社成為國家“在經濟上指揮農民小生產者的司令部”和國家把農民小商品經濟引導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最主要的組織形式”,主張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供銷合作社的組織系統,制定切合實際的一套章程,加強領導,按照“‘從供銷到生產’的規律”(參見《張聞天選集》第四O二頁和第四二七頁),指導新民主主義農業沿著正確的道路健康發展。

　　第四,國家資本主義是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這是張聞天深入研究多種經濟成分,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提出的重要政策主張。

　　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定限度內的發展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正確的方針是,鼓勵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方面,限制其消極破壞作用,更不應過早地采取消滅政策。解放戰爭期間,主要由于戰爭原因,造成私人工商業暫時的、一定的蕭條。在這種情況下,有的國營企業壟斷市場,排擠私人工商業;某些稅務管理部門任意對資本家扣上“投機倒把”等罪名,造成資本家恐慌;還有工人運動中出現某些片面強調工人利益的偏向等。張聞天及時糾正了上述新的“左”的偏差,作出了《關于調整城市勞資關系的決定》、《關于貫徹“公私兼顧”方針的若干決定》,并給東北局寫了《關于東北私人資本主義的報告》。在科學總結東北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張聞天依據列寧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的理論,在我國提出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范疇和出租制、加工制、訂貨制、代賣制等四種具體形式,闡明了國家資本主義是國家對私人資本主義實行利用、限制的最好形式,是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這樣,國家就可以把私人資本置于管理與監督之下,使它成為新民主主義經濟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向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

　　總之，張聞天從東北的實際出發，對五種經濟成分及其關系進行了科學分析之后，在正確認識新民主主義社會本質的基礎上，勾畫出一條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路線：“以發展國營經濟為主體，普遍的發展并緊緊地依靠群眾的合作社經濟，扶助與改造小商品經濟，容許與鼓勵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尤其是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防止與反對商品的資本主義經濟所固有的投機性與破壞性，禁止與打擊一切有害于國計民生的投機操縱的經營”（見《張聞天選集》第四一五、四一六頁）。所有這些，對當時即將全面開展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得到黨中央的充分肯定。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吸收了張聞天的上述思想。

　　張聞天馬列主義理論造詣很深。在中央蘇區根據地有過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他深入實際,深入群眾,注重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東北全境解放比其他地區早些，政權建立之后經濟問題上的矛盾暴露得也比較充分一些。所以能夠及時發現新問題,總結新經驗,達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革命性和科學性相統一。

　　張聞天在東北工作期間,為東北根據地的建立和東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張聞天與我黨其他卓越領導人一樣,豐富和發展了作為集體智慧的毛澤東思想。

　　張聞天在東北工作的時期，是有條件施展他的才華的時期,也是他一生中對自己工作感到滿意和愉快的一個時期。